文/秋歌
季羡林先生的《牛棚杂忆》写于1992年，但迟至1998年才出版。网上随便一搜，便会发现这绝对是一本畅销书，版本多种各样，我们一般人看到的，应该是节本。
我对这一类“回忆录”，本身预期不太高。由于出版尺度的因素，除了控诉，这一类文本并不会提供多少思想深度。事实也证明，一直到现在，能够超越《思痛录》的作品，似乎并不多见。
按照季羡林的自述，1967年11月30日深夜，他的家里闯进了几个大汉，都是北大东语系的学生，人人手持棍棒，把季羡林夫妇及其婶母逼到厨房，并且不许说话，随即在当夜抄了季羡林的家。
季羡林没有反抗，也不知该如何反抗，似乎也没有反抗的本钱。被抄家性质之恶劣，对季羡林来说可谓刻骨铭心。季羡林写道：
我原来是相信性善说的，我相信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。从被抄家的一刻起，我改变了信仰，改宗性恶说。
这一夜是我毕生最长的一夜，也是最难忘的一夜，用任何语言也无法形容的一夜。
被抄家之后，自然会有对季羡林的审讯。季羡林的罪状主要是三条，一是一些烧掉一半的信件，二是婶母枕头下的一把菜刀，三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。
这三条“罪状”当然都是无中生有的欲加之罪，不管从任何标准来看都是如此。不过极权之下，并没有任何道理可讲。任何“讲道理”之举，都可能被视为态度不端正、不老实，而会被加大惩罚力度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使到了1992年写作《牛棚杂忆》的年份，季羡林对蒋介石的评价也是特别讲政治的，他写道：
我对蒋介石的态度，除了一段时间不明真相以外，从1932年南京请愿一直到今天，从来没有好过。我认为他是一个流氓。我也从来没有幻想过他真会反攻大陆。历史的规律是，一个坏统治者，一旦被人民赶走，决不可能再复辟成功的。
季羡林生于1911年，1992年时已81岁，写下《牛棚杂忆》，当然也是对自身的这段经历有个交代。但是我通读节本全文，季羡林似乎并没有搞懂，或者假装不愿意搞懂，给他带来不堪侮辱的源头到底是什么。
初读《牛棚杂忆》是在一个深夜。读到上述这一节时，当时我在书上空白处写了一句：季大师，您的家是他抄的吗？因为无论从哪种角度讲，类似无罪而被抄家这种遭遇，都是十分痛苦和不堪的，背后也一定是十恶不赦的流氓或其上级指使的。显然，蒋中正并没有参与抄季羡林的家，因此晚年季羡林对蒋有这样的评价，多少令人感到有些诧异。
不过，在看了季羡林的另一篇文章后，这种诧异感就逐渐消失了。
在“望九之年”的1998年，季羡林有一次台湾行，之后写作了《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》一文，流传颇为广泛。一些自由派人士可能会一厢情愿地相信，在季羡林的精神世界，“自由”应该是核心词汇之一。不过细读文本，会发现此文中涉及胡适四九巨变后境遇的描述，多有轻佻之语。
这种轻佻，来自于季羡林与胡适精神世界的隔膜。言为心声，季羡林在这篇文章里对胡适境遇的看似客观的描述，事实上倒有些适合他本人的境界：
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，“百万雄师过大江”以后，他也逃往台湾。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，并不得志，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，它不复存在。后来又回到台湾。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，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，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，日子过得并不顺心。后来，不知怎样一来，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，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，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。
“逃往台湾”“并不得志”“辉煌犹如春梦一场”“应有的礼遇”等等，以己度人的味道太明显了一点。
随手检阅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晚年部分和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》，并不能看出来胡适如季羡林所臆测的那样不如意或恓惶，反而处处井井有条，工作生活皆有趣味，这大概是一心想着“辉煌”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。
写作此文时，我翻到了《初稿》的民国四十七年部分，1958年1月11日，胡适写信回复科学家、作家陈之藩教授，对自由民主的“正流”最终战胜“逆流”表达了乐观。这是胡适自1940年代以来的一贯观点，在晚年，更加执着而已。
由于不能理解胡适的“逃往台湾”，所以，季羡林就认为：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，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，说不好听一点，就是一个书呆子。是不是书呆子，到底谁是书呆子，那也难说得很，但我们由此也可以理解季羡林对蒋中正的评价——如果不是这样，倒显得难以理解了。
在晚年，季羡林声誉日隆，常有领导人在节日或其生日时看望他，社会上也对其有“国学大师”之誉（后来被他自己否定和推掉了），似乎达到了一般意义上所谓的“辉煌”之境，但这样的“辉煌”越耀眼，他与胡适之间的精神隔膜也就越深。
2006年8月6日，季羡林对前来探望的领导人说：“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，经济发展，政通人和。要注意的是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，加强政治、文化和社会建设，提高人的素质。”
季羡林有一句“假话全不讲，真话不全讲”的鸡汤流传于世，因此，可以认为他公开发表的文字和讲话，都是他自己认为的真话。如果不这么认为，就是对他本人的不尊重。上述表态，相信也是发自他的内心，并不是敷衍之语。
只是，这样的季羡林，就是再一次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，内心无论多么澎湃，又有什么意义？